4月28日 星期六 晴
新疆的早晨六点相当于东部省份的四点钟，这个时候起床一定是赶早的人。今天，我们赶往新疆库尔勒，由于早起，很难在街上打到出租车。有人好办事，我同事的同学，开车送我们去新疆火车站。车行40分钟，我们通过车站外围安检，进入火车站，再通过更加严格地安检，才进入售票大厅，利用身份证取到了网上预订的车票，上午十点坐上开往库尔勒的火车，开始了今天的走访徐立贤老红军亲属之行。
下午二点左右，我们到了库尔勒火车站。在那里，徐立贤的儿子儿媳和小女儿女婿已等候在出站口。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双拥办的马科长已备下午餐，午饭后稍事休息。下午四点，巴州双拥办、库尔勒公路局举行一场座谈会，邀请徐立贤生前的同事、亲友参加，追忆徐立贤的新疆岁月。
徐立贤，1917年，出生于金寨县吴家店镇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从小放牛，7岁丧母，11岁丧父，成为一个孤儿，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当年，红四方面军以金寨为中心区域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徐立贤的家乡西距湖北红安、麻城四五十公里，东距皖西金家寨一百多公里，失去父母的孩子整天穿梭在红军和游击队的队伍中，从小深受红军革命的影响。徐家祠堂先后有很多青年人参加红军，绝大多数人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健在的还有多位，例如，徐立清（开国中将）、徐立义（开国大校）等。1931年春天，年仅14岁的徐立贤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成为连队中最小的战士。由于家境贫寒，营养不良，单薄矮小的身材，领导将他分配到红四军第12师政治部当文印员，主要任务是给部队传送文件、整理公文。就这样，徐立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不得不撤离鄂豫皖苏区，徐立贤跟随大部队越过平汉路、血战漫川关，越秦岭、走汉中、渡汉水，转战三千里之后，在大巴山开辟了川陕苏区。当时，红四方面军力量迅速发展，人员达8万余人。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徐立贤所在的红12师扩编为红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徐立贤在红九军政治部当文印员。随后，部队转移到四川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开展川北革命根据地建设。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红四方面军八万雄师浩浩荡荡西移，破坚壁、摧强敌，挺进川西北，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6月，在四川懋功县夹金山脚下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因为工作关系，徐立贤在此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常委会，决定统一指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8月，两军混编，分为左右两路共同北上。由于张国焘个人野心，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折返南下穿过草地。10月，红四方面军再次走上一条漫漫的长征路，一路上红四方面军战士英勇奋战，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在人迹罕见的雪山草地，辗转长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徐立贤一直跟随军部爬雪山过草地，行军打仗。徐立贤曾回忆说：在行军路上，要背机要文件和武器，由于是二次过雪山草地，物资供应严重不足，吃过皮带、野菜、野草。在爬雪山时再累也不敢停下来，他曾经看到战友就在自己身边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徐立贤身上唯一的御寒物是部队配发打仗时缴获的一条毯子。行军时实在走不动了，老战士帮他扛行装枪支，还背过他。他多半是拽着首长的马尾巴走过雪山草地。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制定宁夏战役计划，目的是打通与苏联的交通，取得苏联的援助，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从而掀起全民族的抗日高潮。10月24日夜，红四方面军三十军8000余人从靖远虎豹口一举突破军阀马步青骑五师驻防的黄河西岸防线，渡河成功。随后红九军9000余人、红五军4600余人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200余人，共2.18万人相继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过黄河后，红军兵分两路，向黄河西岸的南北方向发展，红三十军迅速占领了吴家川、景泰一线，控制了五佛寺黄河渡口，准备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红九军进占一条山以南锁罕堡、大拉牌一线；红五军驻守三角城一带。至此，红军占领一条山大部分村寨，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西渡黄河后取得节节胜利，使“二马”非常恐慌，派重兵增援，遭到了红军迎头痛击，敌河防前线总指挥马廷祥被当场击毙。一条山战斗是红军西渡黄河后同马家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较量，结果以敌人的惨重失败而告终。由于绥远抗战爆发，苏联和共产国际将援助物资的地点由宁夏改为新疆以及红军阻止南敌的任务没有完成、敌人占领了绥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之间的联系，导致一、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的基本条件丧失。11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止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命令西渡黄河的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此后，西路军历时6个月，转战河西13个县，行程2000多公里，经历大小战役战斗80多次，共歼敌2.5万人，先后建立了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四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在千里河西播下了革命火种。西路军也付出了惨痛代价，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等13名军级干部、50多名师级干部、90多名团级干部壮烈牺牲，7000多名将士喋血沙场，12000余人被俘（其中6000余人惨遭杀害）。西路军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
徐立贤所在的红九军前赴后继，全力以赴。最后，部队首长组织后方各机关人员参战，已在军部政治处当班长的徐立贤和战友们一起拿起武器参加阻击，顽强抵御马匪的猛烈进攻。马匪骑兵冲破红军防线，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红九军全军覆灭。徐立贤在战斗中腿部负伤被俘，在甘肃关押一年多。
1938年，马步芳从甘肃被俘西路军红军中挑选出17至25岁的年轻战士400余人，押解到青海省循化撒拉自治县距县城20多公里的赞卜乎村（赞卜乎，“险要、险峻”之意），从1939年到1946年，徐立贤开始了八年的艰苦而漫长的苦役生活，被迫从事伐木、垦荒、修路、建房等苦役。西路军红军的到来，使赞卜乎这个曾经荒芜之地，慢慢出现了新气象。后来，人们把赞卜乎村改名为“红光村”，寓意“红军精神，光照千秋”。徐立贤曾回忆说：刚到集中营时，马家军害怕西路军红军逃跑，晚上脱光衣服，用绳子连环捆绑起来，还是有战士冒死出逃，不是跌落悬崖或坠落黄河，就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徐立贤也曾和战友一起出逃，由于不熟悉地形，被敌人抓回备受酷刑。在马家军的刺刀和枪口下顽强挣扎，异常艰苦劳动，马家军不顾西路军红军的死活，没有任何后勤和物资给养。西路军红军连衣服和鞋子都没有，只能以羊皮代替衣服，脚上流脓流血，每天吃糠咽菜，饥不果腹。在令人绝望的环境下，西路军红军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和使命，在修建清真寺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五角星”“镰刀”“斧头”“工”字、“领章”等象征红军革命寓意的图案和文字刻入烧制的砖瓦中，并放在大殿正屋脊或墙体上，历经风雨清洗，至今清晰可见，熠熠生辉。在建造房屋时，西路军红军巧妙地融入红军思想，在赞卜乎村共建造了“五”条街道，每排“六”户和“九”户人家，共计“三十”处民房，寓意西路军“红五军”“ 红九军” 、“红三十军”。更有意义的是，西路军红军改变了撒拉族建房北三间的习惯，一律建西五间。“西”寓意“西路军”，“五”象征红五星即“红军”，三十处房屋坐南朝北，暗指西路军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信念。这些西路军红军，虽然身陷囹圄，身不由己，身受苦役，但是，他们信仰坚定，赤胆忠心，红心向党。
徐立贤曾回忆说：当年西路军红军每天从事繁重苦役，饥饿难熬，衣不蔽体，受尽，身心受摧，有的跳入黄河以死抗争。另有160余名西路军红军死于苦役。
八年中，徐立贤等西路军红军共开垦荒地1700多亩、修建大型水库5座、建造住宅围墙60多处，修建学校1所、水磨3盘、油坊2处、清真寺1处。虽然信仰不同，但赞卜乎村的撒拉族居民深受西路军红军顽强意志的影响，彼此结下深厚的情谊，有20余户撒拉族居民以联姻招亲方式接纳西路军红军，使他们得以安全地生存下来。
1946年，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马步芳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循化集中营的所有西路军红军。离开循化，徐立贤身无分文，四处流浪。但是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找红军，寻找革命队伍。从青海出发，辗转宁夏、甘肃等地，白天躲避敌军盘查，夜宿荒野，半年后到达陕西蟠龙镇，重新加入人民军队，被分配到第二野战军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十团三营机枪连当战士。这支部队的大部分团营连排主官和部分战士是原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的红军，还有湘鄂西洪湖根据地的老赤卫队员。独四旅老兵多、经验丰富、战斗力强。徐立贤随部队先后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庆阳、合水（陇东战役）等战役战斗。1948年，宜川战斗，所在十团被王震授予“宜川战斗第一功”称号。洛川、白水战斗，十团受到中央军委嘉奖。由于不怕牺牲，冲锋在前，作战勇敢。1947年10月，徐立贤在延长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并多次受到嘉奖。多次负伤，经国家鉴定为二等甲级残疾。
1949年2月，二纵改称为解放军第二军，独四旅改称为四师。同年秋天，中央决定一野挥师新疆，王震率领部队从甘肃玉门关出发，经哈密、吐鲁番、阿克苏等十余县境，行程2500公里，历时44天到达喀什，清剿土匪和新疆国民党顽固势力，保障新疆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由于工作需要，徐立贤转任莎车地区公安大队参谋长、民警大队副大队长和叶城县兵役局预备役管理科科长。1958年，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参加新疆公路建设事业。1980年，任新疆库尔勒公路总段党委书记（副厅级）。
徐立贤的儿子和女儿回忆说：路和桥是老爹的战场。从1958年到1973年，我们家始终居无定所，家随路走，路修到哪儿家就搬到哪里。由于经常搬家，我们姊妹五人上学都比同期同班同学大几岁，课业跟不上，学习被耽误了。母亲跟着爸爸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在离工地不远处刚安顿好，公路又要向远方延伸，指挥部前移。一天，天刚黑，两个盗贼准备翻窗入室，母亲拿起菜刀剁向贼手，盗贼跑了。母亲预感贼人不会善罢甘休，连忙用架子车拉上我们和行李躲避。第二天回去看看，发现房屋后墙被炸开一个大洞，看着想着，不禁让人心惊胆战。
徐立贤的同事回忆说：老书记从来不考虑自己和妻儿的利益。子女上山下乡，他要求下放到最边远的地区，大女儿下放到叶城、二女儿下放到且末。由于公路系统条块体制，子女就业只能在公路系统，文化低，只能做养路工，两个女儿就在下放的县区当了路段工人。徐书记在位期间，没有把任何一个孩子调到总段或市区。几个孩子非常懂事，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给徐书记提要求，支持他的工作，总段干部职工都喜欢他的几个孩子。相反，徐书记把技术人员当成宝贝，想方设法改善环境。一个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总段的技术人员，最初被分配到若羌。由于技术好，成绩突出，徐书记后来把他调到库尔勒总段。这位技术人员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调到总段的，但我知道是沾了徐书记的光，他不仅手把手教会我们，还解决了我的生活困难，老书记把“初心精神”传给了我们。库尔勒公路总段，承担着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外围几千公里的路桥建造和养护任务，巡回检查一次工作，要花上好几天时间。徐立贤很少用公车，一般都是搭便车、带干粮，一路检查工作，一路同职工谈心，了解职工的工作生活情况，在集体食堂就餐，在食堂里临时支起一张床过夜，与职工同甘共苦。
徐立贤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人民日报》和《参考信息》，关注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发展。1989年“”风波，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北京动乱情形，几天吃不下饭，嘴里不停嘟囔：中央怎么还不出手，还不出手……我们国家不能乱，不能乱呀……解放军进入北京后，徐立贤精神振奋起来，说：“早应该这样了”。徐立贤从焦虑到舒展的心情，也许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但是，我们感悟到一位老红军老党员爱党忧党的精神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对党情深似海。甚至这种境界支撑起他的整个精神生活，乃至生命。1991年8月，当徐立贤从电视上得知“苏联共产党解散”的消息时，他目瞪口呆，许久，激动地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苏联共产党怎么会垮台，社会主义老大哥怎么失败！慢慢地身子倾斜倒在沙发上，抢救无效去世……
4月29日 星期日 晴
早上8点吃过早餐，我们等待老红军徐立贤的子女开车送我们去东山公墓，祭奠老红军。在东山公墓，我们向老红军敬献鲜花、鞠躬，表达我们的敬意和哀思。
祭奠活动结束后，我们乘车游览了库尔勒市区。我印象最深的是库尔勒石油大楼。这是1989年某“大老虎”兼任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时，征地建造的。徐立贤的儿子说：这是库尔勒市内最好的一块地，孔雀河围绕着大楼。少有把石油会战指挥部设在城中心的，这里面吃住设施完备，还很高档。由此可见，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当天，我们坐火车返回乌鲁木齐。